原标题：24岁女孩遭网络骚扰6年：拿着50页证据，我把他送去拘留了
长达6年的网络骚扰突然变为发同城定位，江羽（化名）不愿再沉默了。
24岁的江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算法架构师，业余是一名原创音乐的歌手。在微博上，她有几万关注者。
从2016年起，她不断收到一名陌生人发送的骚扰私信。今年六月初，这名陌生人开始向她发送具体定位、邀约：“三点半见可以吗？”“你在哪里，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。”6月7日下午，她打开手机，看见对方发送的定位就在自己所在的办公楼下。江羽当即决定报警。
最初，警方并没有受理案件。事发第5天，江羽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曝光骚扰者行径的长帖。在第8天夜里，警方来电通知她可以受理，而第15天，她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，骚扰者已被处以拘留。
江羽收到的受案回执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，由于当事人未能意识到或出于耻感等原因，网络性骚扰求助率可能较低。
李莹解释，我国现行法律中，对“网络骚扰”或“网络性骚扰”没有专门的界定。一般而言，可以适用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中的条例或选择民事诉讼。然而，如果证据不足，且没有造成实际伤害，警方也较难处理。
由于江羽没有拉黑对方，原始的私信记录得以留存，被作为关键性证据提交给警方。“截图是可以伪造的，证明效力比较低。”李莹建议，一定要留有证据原件，如果实在不想保留，可以先通过公证将证据固定，再删除痕迹或拉黑对方。
收到处理结果后，江羽和朋友用18天共同制作了一个视频，讲述这个反制骚扰的故事。
她说，希望从自己“反抗且成功”的经历开始，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，“该报警的报警，该公开的公开，不要害怕正面对峙”。
以下是她的自述
以为改个ip地址
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
收到办公楼下的定位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。那一刻，我两只手抖得连水龙头都拧不开。挺意外的，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害怕一点。
第一次收到这个人的骚扰信息，是在2016年，那时我刚开始在美国上学。他是在微博上发的，低频期一两个星期乃至一两个月发一条，高频期每天发两三条。
他发的内容属于那种臆想狂式的倾诉。比如他非常强调女性的外貌和身材。并且，在跟我的私信当中，他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点评我这些朋友，哪些值得交，哪些不值得交，我非常生气。
其实网上会把陌生人当做树洞的人还挺多的，我也会给我喜欢的明星发一些臆想狂式的倾诉，所以我没有当回事。不过他后来越来越朝着性骚扰的方向走了，会让我觉得有一些不适，但他对我的生活影响非常微小。
从今年六月初，他把私信平台从微博换到网易云，开始发送带定位的骚扰信息。那些定位确实在我的周围。我比这种骚扰行为只发生在线上的时候，要警觉了一些。
我这才去看了一眼这人的账号。说实话，对方看起来还蛮正常的。他发的内容有一点生活感悟，有一点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评头论足。
我把ip地址改到北京，在他后续的骚扰中，他说他也跟着去了北京，但实际上他没有去北京。
第二次笔录，警察告诉我，这个人还在深圳待着。这就相当于，在我第一次报警，还有网上曝光，整个过程当中，我跟这个人还都在深圳。我撒谎说我去了其他地方，他也撒谎说跟着我去了其他地方，但是其实我们都在深圳，这不是蛮恐怖的吗？很像《死亡笔记》。
对方在私信中谎称去了北京
第二次笔录（知道）的时候，我有点小后怕。我以为改个ip地址，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。这一整个过程当中，我的精神内耗挺大的。
收到那条楼下的定位后，我立刻跟老板请了假，说我要去报警。报案之前，我把那些聊天记录都截了个图，自己在脑袋里大概复盘了这件事的时间线。
陪我去派出所报案的朋友，是一位学法律的女大学生。她是我粉丝超话的主持人。其实我们本来不认识，还是通过这件事情认识的。
我在超话里面，用文字讲了一下这件事，说我最近有点困扰。她比较敏感地问我，要不要帮助，她也在深圳。我就说，你陪我去报警吧。
从决定报案到两个人一起出发，花了二十来分钟。我们打车去，路上，她具体地问了我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了一下聊天记录。她的反应比我大多了，觉得怎么会这样子，很激动。然后她表示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会帮我一起处理。
在路上，多少感觉有点不真实，我没想到会被网络上的骚扰狂搞到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程度。到警局以后，我跟民警做一个笔录，把整个过程尽量详细地说了一下。我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到的警局，晚上八点半才出来。
做笔录的警察跟我确认了四五次，到底有没有回复过（骚扰者）。并且问，“如果你没有回复过他，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？”我就说，因为他是臆想狂。他又问我，“你为什么在网上发东西，你是不是个网红？你是主播吗？”
我当时感到了一丝倦怠，想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，我就可以拿着我的报警回执走了。
江羽拿到的报警回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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